公益组织介入
代课教师帮扶观察
如今，部分代课教师已经“代转正”，也有部分代课教师“被清退”而面临着失业和艰苦生活。公益组织也正尝试介入和关怀这部分群体，并在帮扶退休代课教师就业、改善代课教师生活等方面发挥作用。 
忻城县乡村代课教师莫济玮先后于1988年和2003年两次被聘为代课教师，但莫济玮的身份依然未变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一个月前，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代课教师李桂花，接到同为代课教师的王辉力递过来的一份公益资助表格，希望她填完之后一并交给上级教育部门，说能申请到资助金。 根据表格内容，只要常年扎根乡村、教龄在20年以上的代课教师，递交相关材料就能在2014年春节前领到1000元资助金，这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红烛基金每年春节前的一个固定公益项目，李桂花对此不太在意，她认为这并不可信。 等到王辉力真正拿到1000元钱时，李桂花相信了，随即给红烛基金志愿者打电话，但被告之善款发放时间已过，她有点懊恼。 李桂花向记者谈到不相信的原因时说：“我们除了每月政府发放的700元工资外，再没有收到过别的任何奖励，公益组织来资助更是第一次，难免会有些误会。” 像李桂花一样，代课教师这一群体并没有受到过太多关注。 代课教师，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部分教师群体，无法享受与正式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福利等，却充满艰辛、大多在边远农村默默为教育事业而奉献。 如今，部分代课教师已经“代转正”，也有部分代课教师“被清退”而面临着失业和艰苦生活。公益组织也正尝试介入和关怀这部分群体，并在帮扶退休代课教师就业、改善代课教师生活等方面发挥作用。 春节将至，《公益时报》记者跟随中国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专项基金红烛基金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市田林县、河池市巴马县、来宾市忻城县实地探访当地代课教师群体的近况。 身份的由来和尴尬 莫济玮，广西忻城县人，每年年关他都要远赴外地打工挣钱，但今年决定不再出去了，而是留在家里跟老婆和孩子团聚过年，其实，这是他多年期盼的事情。 和莫济玮一样的特殊打工者有着共同的特点：选择学校寒、暑假之时出门打工，在学校正常开学之际返回，身上背负着自认为崇高却又长期尴尬的身份——代课教师。由于在校教书的工资实在太低，而不得不趁假期外出打工。 但是他的身份标签并不明晰，在外人看来，代课教师常常和乡村教师划等号。 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2005年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我国将逐步取消代课教师，全面推行农村的教师聘任制，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和其他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乡村任教。 但这种做法，在全国尤其是对偏远地区基础教育来说并不现实，代课教师时至今日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尤其集中在那些公办教师不愿意去的农村山区，那里通常是“一个老师，一所学校”。 公益组织也正尝试介入和关怀这部分群体，但这一尴尬身份和群体数量不够引人关注，令他们常常被遗忘。很多项目如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荧光支教”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TCL公益基金会的“TCL希望工程烛光奖”等，所关注的群体为乡村教师，而非代课教师。 不信任源于信息落后 和文章开头提到的李桂花一样，很多代课教师并不相信“突如其来”的关注。甚至公益项目执行方的志愿者也感到项目推行困难的压力。 红烛基金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为扶助乡村教师而设立的公益慈善基金。2014年春节前，从“千元温暖包”项目的774名申请者中筛选出了318名条件合格者作为发放对象。 宣泽湖是红烛基金志愿者，同时也是2014年“千元温暖行动”广西发放地负责人。宣泽湖告诉记者，去年年关发放时，由于宣传不太到位，广西地区主动申请的代课教师只有40多名，今年通过广西教育主管部门的加大宣传力度，广西申请通过人数为96人。“虽然申请人数增多，但对于很多未曾走出过大山、对外界信息了解甚少的代课教师来说，他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另一位志愿者韦燕妲坦言：“这还是在于代课教师被关注度不高，帮助他们的人并不多，所以他们并不相信这样的好事，每次发放都会碰到各种情况，征集时候不相信，看到别人拿到钱了又心急，代课教师们自己也应该多主动了解外部的信息，这样有助于他们甄别一些事情。” 高龄代课教师的抉择 黄沙尤和陆文英是巴马县那社乡那已村平外屯教学点和燕调乡岩延村六旺教学点的代课教师，这两个教学点分别有着3个年级数十名学生，采用复班（多年级一个班）教学。 黄沙尤今年已经59岁，教龄长达40年，按照巴马县教育局的规定，年满50岁将不再纳入转公教师的考虑范畴，这意味着黄沙尤一辈子都是代课教师的身份。 代课教师现状：走不出乡村的树人者 
由于工资微薄，代课老师的生活大多拮据。百色市平塘乡36岁代课教师班秀英的家中简陋冷清。 
燃烛公益项目的帮扶对象刘秉章老师平时为了补贴家用，在土豆收购站帮工 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且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为维系义务教育承担的历史责任。 有资料显示，西部地区代课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0%，他们从工资待遇、社会保险，到职称评定、业务培训等各种评优活动,均无法与正式在编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甚至连每年教师例行体检这种福利代课教师也没有资格享受，而代课教师的工资通常不超过在编教师三分之一。 “代课”VS“公办” 差的不只是钱 宜宾市忻城县的宋思明1989年成为该乡代课教师，工资从最初的55元到2013年的800元整整用了24年，现在她的身份仍然是一名代课教师。 “1989年代课工资55元，接下来涨到77元、180元、320元、420元、600元、800元。”宋思明扳着手指头算起了自己工资的涨幅。 田林县平塘乡的宋利和宋思明差不多时间参加工作，宋利的工资涨幅为“60元、120元、170元、500元、700元”。宋利说：“乡村代课教师的工资现阶段基本相差不大。” 巴马县、忻城县、田林县是广西境内平级的三个县城。巴马县教育局副局长姚光佑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巴马县享受事业单位编制的公办教师，刚毕业考入时工资是1700元，相对代课教师确实多出一些，但在人事制度面前教育局也有着自己的难处，虽然公办和代课两类教师现有工资都是从财政支出，但在现有人事制度面前，代课教师工资待遇可能不是县教育局就能解决的，不过他们已经在为代课教师考虑了，现在巴马县已经为全县代课教师购买保险，签订聘用劳动合同，保障他们60岁退休后权益得到保障。 而令这些代课教师伤心的还不只是工资，还有对自己职位前途的丈量。 宋利所在的田林县平塘乡有公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均有的学校，宋利称代课教师在这里基本上都是重活、累活主动往自己身上揽，让那些年纪大的公办教师尽量轻松一些，宋利觉得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应该给代课教师一些职务上的提拔。 “年纪稍大些的公办教师，我们基本都让他们去教美术、体育这些相对轻松的课程，语文、数学这样的文化基本课程由我们代课教师来承担，虽然工资上有着差别，但大家还是一个教师集体，应该相互体谅。”宋利说。 姚光佑说，代课教师被提拔职务担任领导的例子还是有的，但特别少，在巴马县就只有一例，“代课教师担任校级领导的概率太低，职务晋升空间不大。” 全年龄段竞争“拦”住转公路 班秀英是百色市平塘乡有着近20年教龄的代课教师，她向记者谈起她的“转公”之路，言语颇有无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平塘乡基础教育薄弱，班秀英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拿着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一干就是近20年。在这期间，班秀英坦言村里很多农妇都劝她做些生意找别的活干，但班秀英还是选择了三尺讲台。 2005年，班秀英迎来了人生中代课教师转公办教师第一次考试机会，由于准备不充分，未能通过。在接下来经历的几次考试中，班秀英又因教学和农忙时间饱和而顾不上准备考试，均未能如愿。2013年，班秀英再次向“转公”身份发起冲击，最终田林县只有26个代课教师参加“转供”考试的指标，班秀英排在了第27位。 这令班秀英有些灰心，她觉得不应该将自己与所有代课教师安排在一起考试，考试应该按年龄分段来分别进行，这样有助于考试公平。 通过记者了解，在田林县、巴马县、忻城县代课教师群体中年龄偏大的教师基本都觉得和年纪轻、教龄短的代课教师一同竞争有压力，希望能够按照年龄分段来进行考试。 宋利和班秀英一样也是田林县平塘乡有着数十年教龄的代课教师，她告诉记者，最初施行代课教师转公办教师时，考试是分不同年龄段的。比如，教龄在20年以上辖区内有100个指标，教龄15年有50个指标，教龄10年20个指标，以原先这种方式招考，相同年龄段代课教师竞争，“这样压力小，机会多。” 宋利说：“现在全年龄段代课老师一起竞争，这使得我们有些吃不消，现在刚出校门就走上教学岗位没几年的青年人，肯定比我们没出过大山就教了一辈子学生也干了一辈子农活的人考试效果要好。” 在宋利家里围坐着一群人，她的一席话得到了在场许多代课教师的共鸣，这其中的很多人都和宋利一样拥有着令人尊敬却让自己尴尬的代课教师身份。 “当前全县各教学点基本都没在招聘代课教师，代课教师数量各地都在逐步减少，群体数量的整体下降再次分龄并不容易。”在场的另一位教师说。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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